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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10 11:19:11 查看3次 来源:叶斌律师
记得有次在律所,一位当事人拿着一叠花花绿绿的卡片,满脸困惑地问我:“叶律师,我就帮朋友寄了几张卡片,怎么就成了走私呢?”他并不知道,这些被称为“球星卡”的收藏品,一旦涉及不规范的跨境流通,就可能踩中走私普通货物罪的雷区。 近年来,随着收藏市场的升温,球星卡引发的走私案件并不少见。这类案件的核心,往往不是卡片本身,而是围绕它们发生的“通关”行为。办案多了我发现,很多当事人起初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走私,直到收到法律文书才慌了神。
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多重主要看一件事:偷逃了多少应缴税款。所以,辩护的第一个主战场,往往就在税款数额的计算上。这里有两个关键变量:税率和完税价格。
首先说税率。球星卡在法律上如何归类?是普通的纸质印刷品,还是其他商品?分类不同,关税税率可能天差地别。而且,自2018年以来国家对美加征关税的税率有过多次调整,这给确定一个对当事人最有利的税率带来了空间和挑战。我们团队在办理这类案件时,经常要花大量时间研究海关税则,寻找最有利的归类依据。说实话,税率差一点点,最后算出来的偷逃税额可能就差了几万甚至几十万,这对量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其次看价格,也就是完税价格。这更有意思。球星卡在实务中交易方式多样,价格波动极大。没拆封的整盒卡,好比“盲盒”,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市场价。可一旦拆开,里面某张稀有卡片的价值可能飙升数十倍。那么,海关核定征税时,该按哪种价格来算?是按整盒的均价,还是按事后查明的单张高价?
这里就有辩护的余地了。如果证据上难以清晰界定走私行为发生时卡片的确切状态,我们通常会主张,在价格认定上应当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采纳对当事人更有利的、更低的价格标准进行计算。有时候,我们甚至需要借助行业专家或市场交易数据来佐证我们的观点,把价格的水分挤掉。
说完了“税”,我们再来看“人”。球星卡走私很少是单打独斗能完成的,通常涉及境外采购、跨境运输、境内销售等多个环节,是一张由多人组成的网络。既然人多,责任就必然要分主次。能否被认定为从犯,是这类案件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辩点。
怎么区分主从犯呢?司法实践中,主要看两点:地位和作用。
所谓地位,就是看这个人在整个走私链条里是发号施令的,还是听命行事的。是他在联系上家、指挥物流、分配利益,还是仅仅根据别人的指令去收发一下快递、记个账?我们办理过一个案子,当事人只是受朋友之托,用自己的地址帮忙代收了几次从国外寄来的包裹,对里面是什么、价值多少并不完全知情。最后,我们成功论证了他在共同犯罪中处于次要、辅助的地位。
所谓作用,就是看他的行为对走私完成的重要性有多大。是提供了核心的逃避海关监管的渠道,还是仅仅提供了无关紧要的便利?获得的非法利益是巨大,还是微薄?一个只赚取少量固定“代收”费的人,和一个从中抽取高额利润的货主,其作用显然不同。把这“地位”和“作用”掰开揉碎了讲给办案机关听,往往能为当事人争取到“从犯”的认定,从而获得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机会。
办案子就像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定罪是公式,数额是变量,而律师的工作,就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反复验算每一个变量,确保最后的结果是最公正、最合理的。球星卡走私案看似新颖,但剥开外壳,其辩护的核心逻辑依然围绕着证据、数额和责任展开。面对这类案件,慌乱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冷静分析每个环节,找准发力点,才能为当事人争取到最好的可能。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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