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律师叶斌：盲盒经营入罪的司法误区与辩护要点-凯发k8官网下载

去年，我团队接到一个咨询，当事人是一家游戏公司的运营负责人，公司因为推出“开箱”玩法，被外地某地公安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立案侦查。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充满了困惑和焦虑：“叶律师，我们就是卖游戏道具，怎么就成了开赌场呢？”这种困惑，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从实体玩具到虚拟游戏道具，“盲盒”这种带有随机性的销售模式，已经深度融入我们的生活。但当司法机关开始用“开设赌场罪”的尺子去丈量这些新兴商业模式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而严峻。作为在杭州执业十八年的刑事律师，我深切感受到，这种机械的“形式入罪”倾向，不仅让许多企业家如履薄冰，更在根本上动摇了市场创新的信心。今天，我想结合一些办案中的观察和思考，谈谈这个问题。

误区一：混淆了“买卖”与“赌博”的本质

很多陷入这类案件的当事人，第一个想不通的问题就是：我明明是在卖东西，怎么就成了组织赌博？

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司法实践中一种简单化的比对逻辑。有些办案人员会这样拆解：用户付钱（对价）→ 拿到什么不确定（偶然性）→ 可能拿到很值钱的东西（获利可能）。你看，这和“下注→输赢不确定→可能赢钱”的赌博模式，在结构上是不是很像？一旦贴上这个标签，入罪的逻辑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但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定性错误。我经常和团队里的年轻律师说，看一个行为，不能只看它“像什么”，更要看它“是什么”。

从法律关系的性质看，盲盒交易的核心是“物权转移”。消费者支付价款，获得的是某个具体游戏道具的所有权。无论抽到的是普通款还是稀有款，他拿到手的都是一件有使用价值、收藏价值或情感价值的“商品”。而赌博完全不同，参与者下注后，获得的是一种“或然性债权”，也就是赌赢后要求对方支付资金的权利，整个过程不创造任何新的商品或服务价值，只是资金的空转和再分配。

举个例子，你花钱买一张彩票，和你花钱买一个盲盒，心态和目的可能天差地别。前者纯粹是博取资金收益，后者则可能为了游戏体验、收藏爱好，甚至只是为了开箱那一瞬间的乐趣。如果仅仅因为客观形式有相似之处，就忽略当事人主观意图和交易本质的差异，无疑是客观归责的极端化，也背离了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误区二：掏空了“赌场”这个概念的规范内涵

如果说第一个误区是定错了性，那么第二个误区就是扣错了帽子——把商品销售平台直接认定为“赌场”。

在刑法意义上，“赌场”不是一个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它有着特定的规范内涵：一个由组织者控制、具有连续稳定性、专门用于赌博活动、并为他人知晓的场所。司法实践中，认定“赌场”通常会看几个要素：是否招揽参赌人员、是否提供专门场所和项目、是否进行资金结算、是否从中抽头渔利。

而绝大多数正规的盲盒经营平台，其本质是清晰的商品销售渠道。流程是：展示商品、用户购买、平台交付，形成一个商业服务闭环。它的核心功能是促成商品交易，而非组织赌博。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但在实践中常被忽视的“试金石”：是否存在官方的、制度化的“法定货币反向兑换”机制。我翻看过大量开设赌场罪的判决书，一个几乎无一例外的特征是，平台都提供了筹码、游戏币与人民币之间自由兑换的通道，特别是“提现”功能。玩家可以随时带着现金离场。

反观主流的盲盒平台，流程是单向的：现金→游戏币→购买盲盒→获得道具。平台本身并不提供将道具直接换回现金的服务。至于稀有道具在第三方交易平台能卖出高价，那是独立于平台之外、由市场供需决定的二级市场行为。只要平台没有官方组织、担保或从中抽成这种变现，就不能把二级市场的存在，等同于平台具备了赌场的核心功能。忽略这个根本区别，就会让“赌场”这个概念失去边界，任何带有不确定性的线上交易场所都可能被囊括进来，构成要件的明确性也就荡然无存了。

辩护要点：回归实质判断与功能考量

面对这类新型案件，作为辩护律师，我们的工作不能停留在反驳误区，更要构建积极的出罪或罪轻路径。我认为，核心在于推动司法判断从“形式比对”转向“实质判断”，并引入功能主义的视角进行综合考量。

首先，必须紧扣“法益侵害”这一核心。刑罚的发动，要求行为具有实质的法益侵害或紧迫危险。那么，一个没有欺诈、定价合理的盲盒销售行为，究竟侵害了开设赌场罪所要保护的什么法益？是国民健全的经济生活秩序，还是他人的财产权？

从财产权角度看，消费者支付确定价款，获得了相应价值的商品（哪怕种类随机），这属于正常的市场交易，财产并未遭受刑法意义上的不法损失。从社会秩序角度看，传统赌博之所以危害大，是因为它常与高利贷、洗钱等犯罪链条捆绑，导致参与者倾家荡产，破坏家庭和社会稳定。而常规的盲盒消费，虽然可能诱发非理性购物，但其危害的强度、范围和社会负面效应的深度，与组织化、产业化的赌博活动不可同日而语。不能动辄以“破坏社会风尚”这种过于模糊的理由来入罪，那会使得处罚边界完全依赖于司法者的主观判断。

其次，要善用“刑法谦抑性”原则进行辩护。我经常在法庭上强调，对于市场经济中的不规范行为，应当遵循“先行政、后民事、最后刑事”的阶梯式处理原则。盲盒经营中可能出现的信息不透明、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电子商务法》等前置法来规范和处罚。这些手段更具针对性，纠错成本更低，不会扼杀整个商业模式。

国家层面倡导对新兴业态“包容审慎”监管，目的正是鼓励创新、宽容试错。如果一出现问题就挥舞刑事大棒，产生的“寒蝉效应”将严重抑制商业创新活力，这与发展数字经济的国家政策导向是背道而驰的。辩护律师有责任在个案中，向法庭充分阐明这种刑罚可能带来的消极社会后果。

最后，在构成要件的解释上，要力主进行“目的性限缩”。对于是否构成“赌场”，必须严格审查其是否构建了资金与筹码双向兑换的核心功能。对于是否属于“赌博活动”，则要严格审查参与者的主要目的是否为空转性投机，而非获取商品的使用或收藏价值。平台的利润主要来源是商品销售的合理差价，还是依靠操纵概率、抽头渔利？这些都是进行实质判断的关键切入口。

说一千道一万，刑事司法的锋芒，应当聚焦于那些真正异化、危害严重且其他法律手段无法规制的极端行为。对于绝大多数仍在探索中前行的商业创新，法律应该给予它试错和成长的空间，而不是轻易地贴上犯罪的标签。这不仅是法律人的专业判断，也是对时代发展脉搏的一种尊重。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