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诈骗，不等于员工有罪-凯发k8官网下载

在电信网络诈骗呈公司化、规模化发展的当下，一旦企业因诈骗被查处，从高管到基层员工常被一并纳入调查范围。但司法实践中早已明确：公司构成诈骗犯罪，并不必然导致所有员工都需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认定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员工是否有罪，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犯罪故意、是否参与诈骗行为，而非仅以“任职于诈骗公司”这一身份简单推定。

一、罪与非罪的核心边界：主观明知与行为关联

《刑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故意犯罪才需承担刑事责任，而诈骗犯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公司实施诈骗行为”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参与、协助诈骗的行为。这一核心原则，成为区分员工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

司法实践中，大量底层员工如前台、普通行政、基础财务等，其工作内容仅为事务性、中立性辅助，如接待访客、整理文件、常规数据录入等，既不参与诈骗策划与实施，也未接触公司核心诈骗流程，对公司真实经营性质毫不知情。例如某诈骗公司前台宋某某，仅负责接待客户、收取相关费用，因无证据证明其明知公司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终被作出不起诉决定。此类员工因缺乏主观故意，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自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反之，若员工岗位职责与诈骗行为直接关联，且结合其工作年限、接触信息、异常报酬等因素，能够推定其“应当知道”公司行为涉嫌诈骗却放任参与，则可能被认定为共犯。如长期处理异常资金流转却未产生合理怀疑的财务人员，或明知产品为“三无”仍按虚假宣传话术推销的核心销售人员，可能因具备间接故意而被追究责任。但这一认定需严格依据证据，而非仅凭职务身份推断。

二、司法实践的认定逻辑：区分层级与情节

公司诈骗案件中，员工的刑事责任认定需结合其在犯罪中的层级、作用及情节综合判断，避免“一刀切”追责：

• 核心决策层：公司创始人、高管等制定诈骗方案、掌控资金流向、主导犯罪实施的人员，属于主犯，需对全部诈骗金额承担责任，量刑相对较重。

• 中层执行层：部门主管、团队负责人等明知诈骗事实，仍组织下属实施、推进诈骗流程的人员，通常认定为从犯，需对其管理范围内的诈骗行为负责，但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 基层操作层：普通业务员、后勤人员等，若仅按上级指令从事基础工作，未主动参与诈骗策划，且无证据证明其明知犯罪事实，一般不认定为犯罪；即使客观上提供了轻微协助，若情节显著轻微、未获利或获利极少，也可能被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

例如某“套路贷”公司财务人员潘某某，明知公司实施诈骗仍协助制作走账记录，但因犯罪情节轻微且自愿认罪认罚，最终被作出不起诉决定；而销售人员曹某某因无证据证明其明知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老年人钱财，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仍因证据不足未被起诉。这些案例均体现了司法机关“宽严相济”的态度：只追究真正参与诈骗、具有主观恶意的员工责任，对无辜或情节轻微的员工依法不予追责。

三、员工的权利保障与应对路径

当所在公司涉嫌诈骗被调查时，普通员工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处理，可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首先，固定无罪证据。保留岗位职责说明书、工作邮件、聊天记录、工资流水等，证明自身工作内容与诈骗行为无关联、对公司犯罪事实不知情。如普通行政人员可提供日常文件整理、考勤管理等工作记录，证明未参与客户对接、虚假宣传等核心诈骗环节。

其次，主动配合调查。如实向司法机关说明工作流程、接触范围及对公司业务的了解程度，切勿隐瞒或编造信息，避免因“虚假陈述”陷入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同时明确区分自身行为与公司犯罪行为的界限，不替他人承担责任。

最后，及时寻求专业法律帮助。若被采取强制措施或面临刑事指控，应尽快委托律师介入，通过律师申请取保候审、查阅案卷、提交辩护意见等，从“主观不明知”“行为无关联”“情节显著轻微”等角度进行辩护，争取不起诉、缓刑等有利结果。例如律师可依据“不可罚的中立帮助行为”理论，为从事事务性工作的员工辩护，论证其行为未超出正常职务范围，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

结语

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主体，其诈骗犯罪责任应由决策、组织、实施诈骗的核心人员承担，而非转嫁给全体员工。“公司诈骗即员工有罪”的认知，本质上违背了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司法实践中，对公司诈骗案件的处理，始终坚守“罪刑法定”“罪责自负”的底线，既严厉打击诈骗犯罪，也坚决保护无辜员工的合法权益。

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求职时应谨慎核实公司资质与业务合法性，入职后若发现公司存在诈骗嫌疑，应及时离职并向有关部门举报；若不幸卷入相关案件，需保持冷静，通过固定证据、配合调查、寻求律师帮助等方式，依法证明自身清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唯有如此，才能在打击犯罪的同时，避免“株连无辜”，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