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通投标罪的刑事认定与律师辩护实务探析-凯发k8官网下载

串通投标罪的刑事认定与律师辩护实务探析

串通投标罪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重要罪名。从律师实务视角出发，厘清该罪的构成要件、司法认定标准及辩护要点，对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界限、规范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解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3修正）》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串通投标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两类：其一，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利益；其二，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或公民合法利益。两类行为均需达到"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结合《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2022）》第六十八条，"情节严重"具体包括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中标金额400万元以上等六种情形，为司法认定提供了量化依据。

犯罪主体方面，既包括自然人投标人、招标人，也涵盖单位犯罪。《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明确，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需注意的是，单位犯罪的认定需满足"为单位利益实施、由单位决策机构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等要件，避免将个人行为错误归责于单位。

主观要件要求行为人具有直接故意，即明知串通投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修正）》第三十二条关于"禁止串通投标"的强制性规定，仍通过协商、协议等方式达成意思联络，意图操纵投标结果。若投标方仅因市场信息沟通或技术合作形成报价趋同，缺乏操纵竞争的主观目的，则不构成犯罪。

二、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点与罪非界限

司法实践中，认定"串通行为"的核心在于证明行为主体间存在"意思联络"及"共同操纵投标"的客观表现。常见争议点包括：其一，"围标""陪标"行为的定性。如多个投标方协商由特定主体中标，其他方虚增报价或降低报价，表面上符合"相互串通投标报价"的特征，但若未实际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利益（如中标价仍低于市场合理价），则可能因未达到立案标准而不构成犯罪。其二，招标人"倾向性指导"的认定。若招标人通过泄露标底、调整评分标准等方式帮助特定投标人中标，需结合具体行为是否直接导致中标结果偏离公平竞争原则，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

罪与非罪的关键在于是否满足"情节严重"的追诉标准。例如，某工程投标中，三家企业协商由a公司中标，b、c公司分别以高于和低于a公司报价投标，最终a公司以500万元中标。若经审计，该中标价与市场均价一致，未造成招标人直接经济损失，且三家企业无违法所得，则不符合"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的立案条件，应作无罪处理。

三、律师辩护的核心策略与实务建议

律师代理此类案件时，应重点从以下维度构建辩护体系：

（一）无罪辩护的切入点

1.主观故意的排除：通过审查投标文件、会议记录、通讯往来等证据，证明行为主体间无串通合意。例如，投标方虽存在报价协商，但目的是避免恶性竞争、保障工程质量，而非操纵中标结果，可主张缺乏犯罪故意。

2.客观行为的非罪化：若中标价符合市场规律，未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利益，或损失金额未达50万元、违法所得不足20万元，则不符合立案追诉标准。

3.因果关系的断裂：证明损害后果由市场波动、技术变更等其他因素导致，与串通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

（二）罪轻辩护的重点

若行为已构成犯罪，可从以下方面争取从轻处罚：其一，行为人系从犯，仅参与部分环节且作用较小；其二，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构成自首；其三，积极退缴违法所得，赔偿被害人损失；其四，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同时，结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关于认罪认罚从宽的规定，引导当事人签署具结书，争取量刑建议的优化。

（三）证据审查的关键环节

律师需重点核查：中标项目金额的计算依据是否包含非投标范围内的附加费用；直接经济损失是否为串通行为直接导致（如排除因施工质量问题产生的后续损失）；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否实际参与决策，避免责任扩大化。

结语

串通投标罪的司法认定需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兼顾市场竞争的灵活性与法律规制的严谨性。律师在实务中应紧扣构成要件，围绕证据链的完整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展开辩护，既防范刑事打击范围不当扩张，也为司法机关准确适用法律提供专业参考，共同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的公平与秩序。